“我想回老家……我想回广东……我想回海丰。”“我还有很多劳动没做完……”这是百岁老人、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教授临终前说的最后两句话，此话蕴含着他对献身一生事业的深情。自20年代他走出海丰到广州，就再也没回过老家！

“钟敬文2001、12、31”，这是世纪老人的最后遗墨，不是给家属的留念，而是他在致有关领导谈北师大民俗学学科建设信上的签名。在这封信上，他说：“最近，江总书记在‘两代’会上，发出了要大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我听了深受鼓动。我已是将近百岁的老人了，为了这个学科的建设我呕心搏斗了近80年。有生之年，我要为这个学科献出最后时光，使它成长得更快一些。”

10天之后，2002年1月10日0时1分，钟敬文教授逝世。

1月10日，北师巨细红楼2楼201号。先生书房里、遗像前，放着中共中心宣传部、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等送来的花篮。吊唁者怀着同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正如北师大党委书记陈文博、校长钟秉林所言：“钟老不但是你们的，他更是师大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

钟先生老友启功先生题词：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先生千古！

是的，钟老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人民的学术和教育事业，他是人民的学者，他所为之搏斗终生而创建、成长兴盛的学问，是人民的学问。这几天，在与钟老的学生、北师大的教师以及前来吊唁者的接触中，我们再一次深深感觉了钟老的品德文章和他对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进献。

■“千年枯海怒潮腾，我也乘潮一后生”

1983年，在“五四”运动60多年后，钟敬文先生来到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塑像前，吟诗“千年枯海怒潮腾，我也乘潮一后生”。钟敬文说，“五四”运动给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使他“把生命与整个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并开始了一条新的学艺之路”。

“五四”运动在否定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同时，唤醒了对民众命运、民众启蒙和民众文化的重视。1923年至1924年间，钟敬文接触到《歌谣》周刊。这份兼收歌谣、谚语、俗歌、故事、方言和民俗记录的刊物，唤起了他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熟悉和新情感，引起了搜集和记录这些资料的意愿和对付《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他向四周搜求民谣、谚语和故事，撰写谈论歌谣、方言等随笔与小品，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歌谣》周刊编辑部联系，朦胧中给他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树立了方向。1927年，他和中山大学的顾颉刚等人配合建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开办《民俗》周刊。

钟敬文后来在回忆“五四”对他的影响时说，“‘五四’是我的文化奶娘”，“我对这场运动怀有特殊的情感，一是由于我多年来所从事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两学科是这场运动的伴生物；二是由于我自己其时转变为追随新思潮的‘新党’，进入了这两种学科之门，也是‘五四’运动启蒙的结果。”“五四”呼唤平民意识，从而诞生了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这种平民意识深深进入钟敬文思想中，使他终生树立了“做学问是为了民众，做学问不是为自己”的思想。

■“一言山重须铭记，民族菁华是国魂”

“五四”运动以后，原来居于中心职位地方的上层文化作为封建文化而被打倒，时代要求建设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命运面临选择——走全部欧化的路，还是在民族文化内部发觉、开掘有新生命力的内涵和形式？——“美雨欧风急转轮，更弦易辙为图存。一言山重须铭记，民族菁华是国魂。”钟敬文的这首诗，体现了他对这个题目的思考和回答。他以为：“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交汇过程中，自然要有主体和客体。假如我们创造的新文化，失去了民族的主体性(像身体没有脊梁骨)，即使真能现代化，那又有多大意义呢？假如要使祖国的新文化成为有体系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务必重视自己千万代祖宗创造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钟敬文以为，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除了主要体现为经典文献的上层文化之外，大量流传民间的种种文化即下层文化，是历代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财产。20世纪20年代，钟敬文就提出“下层文化”是“上层文化”的基础，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汇合起来，配合组成了整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传统文化。80年代初，钟先生正式提出文化分上中下三层的主张：“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好比经史子集等，也称经典文化、精英文化。其次是中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即都市的市民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好比明清的时调、通俗小说等，也称通俗文化、市民文化。它是上下层文化产生联系的中介。最后是下层文化，从阶级上说，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好比民间文学、民间工艺等。”

80年代，钟老提出“民俗文化学”的观点。这是由于在从“五四”到80年代的现代民俗学运动中，重视口头文学、宣传通俗文艺、提倡口语文和推行国语，以及收集整理一般民俗资料，既是民俗学现象，也是文化学现象。

别的，还有两点考虑：首先，这个观点适合我国国情。中下层文化是基础局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以及渔民、工匠等劳动者。第二，民间文学散播靠口头，但借助文字记录下来，使我们民族拥有充裕的民俗文献遗产，同时也体现出民俗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历史联
系。钟敬文以为，民俗文化学的效用，有两方面：一是留存现有的民俗遗产。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职位地方，正是由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职位地方及相关的人民心态所决定的。二是研究民俗、熟悉国情(包括广大民间文化和民众心理在内)，以利脚踏实地加入现实改革。

无论是对具体民俗事象的考察，对整体民族文化的理解，还是进行学科的理论建设，钟老都抗议本本主义，他以为，真正好的学问是一个人悟出来的。他抗议简单的照抄照搬前人或外国人的理论。1998年，钟敬文正式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以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相符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要领论的建设”。提出中国民俗学要成长，从原则上说，其理论和要领论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从早年的民间文艺学，到中期的民俗学，再到晚年的民俗文化学，再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是一个连续在事业上开拓和深化的过程，连续把自己的事业与民族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过程，连续把局部研究上升到一个大文化系统层面上、进行学科建设总体设计和学科理论体系构架的过程。

■“劳民文艺堪千古，
　　发采扬辉要我人”

郁达夫在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收有钟敬文的《西湖的雪景》等四篇散文，并在“导言”里说：“钟敬文身世于广东汕头的岭南大学，本为文风极盛的梅县(按当做“海丰”)人，所以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令郁达夫惋惜的是，钟敬文从3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热情出现退潮之势。原因之一，如1930年钟敬文在《湖上散记》后记里所说，他以为：文艺创作是应负有社会任务的，它不是个人的消闲事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专心于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和有关活动。30年代，文艺创作是热门，民俗学是冷门，“但我已经熟悉到，中国需要自己的民俗学。从上个世纪起，就有不少外国人来华，利用布道、旅行的机会，搜集中国的民俗资料，回去写他们的书，有的还进行他们的殖民文化宣传，他们却反而说我们中国人缺乏想像力，这对我刺激很深，感觉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我放弃文艺创作。”最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时他放弃散文创作，还由于已经熟悉到他以前的散文多是个人情感生活之作，30年代他已经接受了文学作品应是为社会、为民众而作的思想，开始从本位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钟敬文在他的《诗论》中说：“文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宗教。”从他对人生和事业的选择中，我们看到了殉道。他曾对朋友说，“写散文，我不写，还有别人写；民俗学，我不搞，就很少有人坚持下去，至少其时是这样。”“这种研究自己是一个庄重的事业，是民族民众所需要的事业，它的意义远大于我个人对散文诗歌的喜好和喜好。”钟敬文的学艺之路是以民族民众和时代的需要为选择的。

在钟敬文将近80年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他穷终生一生没世精力换来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成长和成长。特别是近20年，全面再起的中国民俗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这些与钟敬文的进献是分不开的。

■“舍得将身作土壤，
　　东风酬尔绿茵园”

假如说，钟敬文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个人作用，那么，比这种作用更大的是培养人才。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样，1957年钟敬文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受到进攻，很多做学问的大好时光被耽搁了。改革开放后，曾有人问钟先生今后有什么计划，他意味深长地说：“一粒麦子，种在地下，在适当的条件下，生根、抽芽、开花、结果，长出来的不是一粒，而是很多粒麦子。”1982年他写道：“我们希望看到，也一定能够看到的，是那‘满园’的‘春色’。至于‘一枝红杏’的是否‘出墙’来，又有多大关系呢？”90年代初，钟先生的博士生董晓萍问他：“大自然中的颜色，先生最喜欢哪一种？”先生思忖片刻，回答说：“新绿。”这个“新绿”，蕴含的是年轻一代学术传承者的意思。

30年代钟敬文居杭州，顾颉刚很严厉地对他说：“希望钟先生潜心十年，写成一部精审的著作！”今后，钟敬文决心写出一部有三五十年生命力的民间文艺学或民俗学著作。1934年至1936年，他在日本两年多的学习与这一决心有关。后来，他选定《女娲考》，有关质料也收集了不少，但由于社会动荡，他一直未有条件完成这一专著。“文革”之后，有条件了，却又有了新的想法，1983年他说：“……至于写作那预备了多年的专著，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的。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话中，希望大众去做培花的土壤，这样可以使地上出现好花。这是伟大的教导！去年我在一个论文集序文的末尾，写了下面意思的话：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这和鲁迅先生谆谆教导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后来，他的博士生杨利慧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女娲的神话与信仰》。论文通过答辩之后，钟先生说：“写得不错。我给了她指导，她自己搜集资料，自己研究写出来的。写得不错。”

钟敬文20年代起就从事教学劳动，解放后，1953年在北师洞开办“人民口头创作研究生班”，连续招了四届研究生。“文革”后，钟敬文肩负使命感和紧迫感加紧人才培养。1979年夏，他主办了短期的民间文学讲习班，高校教师、文科研究所、地方出版社等60余人加入。秋天，他招收了6名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1983年暑期，凭据他的建议，举办了民俗学讲习班。他冒着酷暑为讲习班作了几个专题申报。80年代以来，他培养的已结业的博士就有30多名，正带着的博士生还有14名。如今，他的学生多数成为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主干，有些还成为中青年博士生导师。

钟敬文经常买书给他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他想，老师买书给学生，他们不会不读吧。他对他的博士生要求非常严格，他常对学生说：我是替国家在这里选择人才，不是私对私的题目。他以高龄之身坚持讲课，97岁时，一次电梯停了，他就走上六楼，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课。

这就是“一粒麦子”和“很多粒麦子”的哲学。这种哲学里面的灵魂，正如钟敬文所言：“中国这么大，假如每一个念书人都搞个人的一套，成长就不一定大。我想过，像我这样的人，假如我只管自己去成长，走个人的路，也许境况比现在好一点，但对学科的成长、对人才的培养，就未必真有好处。”“子女是我肉体的继续人，学生是精神的继续人。我觉得精神的继续人甚至比肉体的继续人越发重要。为培养精神的继续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完全值得的。”

钟敬文在20年代中后期就接触马列主义著作，马、恩的《共产党宣言》等对他的世界观起了重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后，他又阅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和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点的信》，后者更是重复阅读。抗战前期，他曾有两年多时间投笔投军，斗争实践使他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思想得到升华。他说：“前线的抗战实践，使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和整个人生观同一起来了。我深切体会到，我的学术，再也不能够是与当前社会和人民没有(或很少)关系的东西。今后，我不管在一般文艺理论上，还是在民俗学理论上，都要求自己与社会，与人民保留密切的关系。在我的脑海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准则。……我的那种基本精神和目的如磐石般不能够移转了。”他以为，他的学术不能够“作为一种安排，而不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哀乐和生死生死”！——钟敬文的朴素、真诚、平凡和伟大，大概就在这里吧！

敬爱的钟老，歇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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