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腾
论文摘要：喇嘛教进入蒙古高原后，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下，萨满信仰及其祭祀活动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地处大漠边缘地带的科尔沁草原与满汉民族相毗邻，是清王朝建立前后满洲人与蒙古部落争取政治联盟的军事前沿。故而，科尔沁一带成为蒙古萨满信仰活动的主要遗存之地。它熔铸了科尔沁蒙古族萨满祭祀仪式以游牧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边缘文化特征。
关 键 词：萨满；博；蒙古族；科尔沁；仪式音乐
在具有萨满信仰的中国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中，科尔沁蒙古族的萨满祭祀仪式可谓独具特色。科尔沁蒙古族聚居于漠南之东，与邻近的满族、汉族相毗邻；半牧半农的劳动生活方式，熔铸了科尔沁蒙古族萨满祭祀仪式以游牧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边缘文化特征。近十几年来，科尔沁蒙古族的萨满乐舞受到了音乐舞蹈理论界的关注。 [①] 值得尊敬的是，当地文化工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抢救性开掘出来的田野考察资料，今天仍是足可倚重的学术资源。从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看，关于科尔沁蒙古族萨满音乐的研究成果大多散见在一些综合性的音乐论著之中，尚未形成专题性的研究。地处科尔沁草原的哲里木盟（今通辽市），是目前我国境内蒙古族萨满文化遗留的主要地区。由于诺来、满熙、甘珠尔扎布、门德巴雅尔、宝音贺希格、官布等著名的科尔沁蒙古大萨满相继辞世，我先后3次赴科尔沁考察的重点对象是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腰林毛都苏木南塔嘎查的色仁钦博所使用的萨满乐器及其演唱的神歌。 [②]
科尔沁蒙古族史略
蒙古科尔沁部是成吉思汗胞弟哈布图哈撒儿及其后裔所属部落。14世纪，科尔沁蒙古人在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和呼伦湖一带游牧；15世纪初，蒙古鞑靼部阿鲁台遭瓦剌部袭扰，哈布图哈撒儿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剌率部众东越大兴安岭以东的嫩江流域游牧，遂称“嫩江科尔沁”或称“嫩科尔沁部”，后来统称“科尔沁部”，成为兀良哈地较为著名的蒙古部落，北元时成为蒙古东部具有较大影响的独立势力。明万历二十一年（1693年），科尔沁部首领明安及内喀尔喀五部（扎鲁特、巴林、巴约特、翁吉剌特、乌齐埒特部）首领劳萨遣使者与建州女真努尔哈赤通好并进马匹、骆驼，是蒙古封建主中最早与女真人通使交往者。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科尔沁首领明安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是蒙古封建主中第一个与后金联姻者。不久，明安率其他17个部落首领及3000军民归附后金汗努尔哈赤。
清时，科尔沁蒙古人与邻近的满洲人交往日趋紧密。清初，科尔沁部已经占据北抵齐齐哈尔以南，南达辽东旧边墙之间的广阔地域。清太宗天聪年间（1627～1638），科尔沁等部移驻西拉木伦河流域，就牧于今内蒙古赤峰市以北一带。科尔沁蒙古与满族在地缘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关系甚密，是最早归附后金（清朝）的蒙古部落之一。科尔沁蒙古首领世代与满洲统治者联姻，清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孝惠章皇后皆出身于蒙古科尔沁部。科尔沁蒙古人曾与蒙古卫拉特部征战，与达延罕的六万户蒙古抗衡，后来逐渐形成了包括科尔沁部6旗（左翼前、中、后3旗，右翼前、中、后3旗）、杜尔伯特部1旗、扎赉特部1旗和郭尔罗斯部2旗，共4部10旗的部落联盟集团。位于科尔沁草原腹地的哲里木盟一带， [③] 是联结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后金时期的努尔哈赤就是从这里开始与明王朝争取蒙古人的政治、军事联盟并拉开了与当时已经和明王朝结盟的蒙古领主林丹汗决战的序幕。努尔哈赤通过与科尔沁部蒙古人联姻、封爵等手段加强了满蒙的政治联盟，进而征服和控制了漠南蒙古的广大地区，打通了进入长城的辽西走廊，最终入主中原。
科尔沁蒙古族的萨满信仰
喇嘛教进入蒙古之前，萨满信仰在蒙古各部落中长期流行。蒙古萨满，男萨满称“博”，女萨满称“渥都干”。
一、蒙古族萨满信仰的历史渊源
蒙古人的萨满信仰源远流长。《多桑蒙古史》载：“珊蛮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师于一身，此辈自以各有其亲狎之神灵，告彼以过去、现在、未来之秘密。击鼓诵咒，逐渐激昂，以至迷罔，及神灵之附身也，则舞跃瞑眩，妄言吉凶，人生大事皆询此辈巫师，信之甚切。”［7］（第31～32页）萨满信仰在蒙古上层也十分流行，萨满在蒙古诸王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史载：“蒙古人……颇信珊蛮之语。即在现时，成吉思汗系诸王多信仰其人。凡有大事，非经其珊蛮与星者意见一致者，不行。此辈术士兼治疾病。”［7］（第170页）这里所记载的萨满功能，治疗疾病至今仍然是蒙古博的主要职能。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蒙古人南侵中原、西征欧亚，其他民族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开始进入蒙古人固有的宗教信仰生活中，并与之产生激烈的信仰冲突和教派纷争。成吉思汗信奉萨满：“自信有一主宰，并崇拜太阳，而遵从珊蛮教……。”但对其他宗教仍取宽容态度：“切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7］（第155页）以至于后来出现了诸多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占“宗主”地位的局面。随着蒙古族军事、政治上的兴衰，其萨满信仰的影响和地位也时起时落、起伏跌宕。13世纪,基督教的别支景教传入蒙古。元代，宁玛派喇嘛教盛行于蒙古宫廷，喇嘛取代了萨满的崇高地位。元灭后200余年，萨满信仰的影响再度复兴。
16世纪，格鲁派喇嘛教传入蒙古，成为主要宗教，萨满信仰遭到了遏制。1570年由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制定的宗教法典《十善福经法》，大力推广佛教而强行取缔蒙古博额，萨满与喇嘛信仰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与较量。1603年，林丹汗继承汗位并崇尚佛教。林丹汗统治蒙古的时期，利用藏传佛教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1618年，他封西藏红教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为“瓦察喇达喇呼图克图”并兼国师［6］（第184页）。1640年，喀尔喀、卫拉特各部领主会盟，制定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法典规定了黄教是喀尔喀、卫拉特蒙古人共同尊奉的宗教。这些蒙古部族的萨满信仰遭到了禁止并被宣布以“科以财产刑”的法律手段惩罚违者。但实际上，民间大多数皈依于喇嘛教的蒙古人仍然没有真正摆脱萨满信仰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形式上呈混合形态的祭祀仪式，如祭敖包；在科尔沁一带，出现了“莱青”这样种类的蒙古萨满。蒙古的部族统治者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佛教的统治地位，表明蒙古人传统的萨满信仰具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和顽强的宗教影响力。
由于萨满信仰在蒙古族的历史发展中曾占有统治地位，后来被喇嘛教所取代。因而，在东北诸多萨满信仰民族中，蒙古族的萨满信仰经历了与众不同的磨难，在与喇嘛教的激烈抗争中九死一生、顽强生存。
二、科尔沁蒙古博信仰
蒙古族萨满信仰体系中的神灵庞杂无比，可谓“万物有灵”。蒙古人信仰的诸神很多，如自然神中的日、月、星、雷、电、风、雨、火、山、河、湖诸神崇拜；动物神中的鹰、熊、狼、鹿、兔子、松鼠、紫貂、马、狗等崇拜；对鹰、天鹅、公牛、野猪等图腾的崇拜以及生殖崇拜等。其中，“腾格里”和“翁衮”两大神系，在蒙古人的萨满信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有十分广泛的影响。
1．腾格里
蒙古人对天的崇拜由来已久，腾格里（Tangri），汉译“天神”。腾格里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庞大的天神崇拜系统。据我国学者统计，在蒙古英雄史诗和博的神词中，具有各种职司的腾格里有上百个。如吉勒腾格里（司平安顺利之天）、安达之腾格里（义友兄弟们崇奉的天）、玛纳罕腾格里（司猎物之天）、毕斯曼腾格里（司财富之天）、喀喇腾格里（司医药之天）、萨勒腾格里（司风之天）等。
科尔沁蒙古几位大博，如库伦旗的诺来博和科左中旗的宝音贺希格博等的萨满祭祀仪式中都有祭天的程式。“每年七月初七或初八开始祭天，历时三天三夜，要有很多的博参加，由一位一名幻顿或博主祭，其他人均为帮博。” [④] ［3］（第12～13页）目前，在科尔沁草原已经见不到这种大型的祭天活动了。此外，还有日常因事、因灾临时邀博举行的祭天仪式。
2．翁衮
蒙古人“以木或毡制偶像，其名曰Ongon，悬于帐壁，对之礼拜，食时先以食献，以肉或乳抹其口。”［7］（第31页）所谓翁衮，是蒙古人祭拜的他们所尊敬或恐惧的死者对象，同时还有一些自然、动植物（如牛、羊、马、虎、山、河）等。与腾格里一样，翁衮是一个庞大的神灵崇拜系统。其数目、对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落中也不尽相同。可谓为数众多，不胜枚举。各村落有各村落的翁衮，也有全蒙古人公认的翁衮。蒙古人用毛毡、丝绸、木块和青铜等材料制成各种形状的翁衮偶像以敬奉之，形成了“翁衮崇拜”。在科尔沁草原，最为著名的翁衮，有“吉雅其”和“宝木勒”等。
吉雅其 畜牧保护神，是以往蒙古族几乎家家供奉的神灵。按照蒙古人的解释，“吉雅其原是一位深知马的习性、勤劳而又热情的牧马人。”［2］（第97页）死后，成了护佑蒙古人牲畜的神灵。祭祀吉雅其，科尔沁蒙古博将其名之为“吉雅其色日古讷”。科尔沁蒙古博通过祭祀吉雅其神，为牧民驱除瘟疫灾害，使得人畜平安、牧业兴旺。
宝木勒 师祖神，是科尔沁蒙古博的保护神（也有人直接将其当作“赫伯格泰”）。“宝木勒”，就是“巴郭木勒”，意思是“从天上下来的”。在科尔沁蒙古博的许多传说中，赫伯格泰是博的祖神，有着与喇嘛激烈争斗的英雄般的神奇经历。科左中旗色仁钦博的神帽上即有赫伯格泰的铜刻画像，将其视为“宝木勒”并奉为师祖神，可见赫伯格泰这个“宝木勒”在科尔沁蒙古博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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