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驳斥厚葬久丧符合仁义和孝道的言论，墨子对厚葬久丧的严重危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剖析。综合起来，约有以下四点：1、厚葬久丧必害于“富贫”

　　墨子对社会上的墓地厚葬风气进行了批判和揭露，认为：“然则姑尝稽之，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以为事乎国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几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梃、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从者数十，寡者数人。”

　　墨子认为王公大人举办丧事，棺木必须多层，埋葬必须深厚，死者的衣服要有许多件，随葬的文绣也必须多而豪华，坟墓还必须高大。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穷苦的人家中，肯定会耗尽他们的家产。诸侯死了，就要花光他们所贮藏的财富，要用金玉珠宝首饰装饰死者，用丝絮带子束住，还要把车和马埋葬在墓穴中，又必然要制造很多帐幕帷幔、钟鼎、鼓、几筵、酒壶、镜子、戈、剑、羽旌、象牙、皮革，把这此埋葬在死者的墓中，然后才满意。至于殡葬，天子、诸侯一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有数百人，少的也有数十人;而将军、大夫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也有几十人，少的也有好几人。墨子认为这种厚葬把很多财富埋在坟墓里，必然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从而加重人们的负担，最终容易导致国家和人民的贫困。

　　2、厚葬久丧必害于“众寡”

　　墨子说：“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忍寒，夏不忍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众之说无可得焉。”

　　墨子反驳说：如果以厚葬久丧的原则去治理国家，国君死了，服丧三年;父母死了，服丧三年;妻与嫡长子死了，又都服丧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自己的众庶子死了服丧一年;近支亲属死了服丧五个月;姑父母、姐姐、外甥、抛父母死了，服丧都有一定月数。这样下去，会使服丧的人面目干瘦，颜色黝黑，耳朵不再联系，眼睛不再明亮，手足不再强健，所以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墨子接着反驳，说：上层士人守丧，必须搀扶才能站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要按照这种方式生活三年。假如老百姓都效法这种做法，则到了冬天会难以忍受寒冷，而夏天则难以忍受酷暑，这样生病而死，数不胜数。这种做法不可能增加人口。如果以这种做法增加人口，就好像使人伏身剑刃而寻求长寿，人口增多的说法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墨子认为久丧必害于“众寡”。

　　3、墓地厚葬久丧必害于“安危治乱”

　　墨子说：“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法若言，行若道;则不能听治;使为下者行此，则不能从事。上不听治，刑政恬适;下不从事，衣食之财必不足。若苟不足，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治之说无可得焉。”

　　在这里，墨子进一步揭露了儒家“三年之丧”的危害性。认为如果让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贫穷，人民必定减少，刑法政治必定混乱。假如效法这种言论，实行这种主张，那么居于上位的人就不可能听政治国;而居于下位的人，也不可能从事生产。居上位的人不能听政治国的话，刑事政务就必定混乱;在下位的人不能从事生产的话，衣食就不能满足。假如衣食不足，做弟弟的向兄长索求而没有得到满足，不恭顺的弟弟就会怨恨他的兄长;做儿子的索求没有满足，不孝顺的儿子就必定要怨恨父母;做臣子的索求没有满足，不忠的臣子就会叛乱。这样下去，天下必然会大乱。

　　4、厚葬久丧不能禁止大国攻打小国

　　墨子说：“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致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忘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是故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政伐、并兼为政于天下。是故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耋攻之。无积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调和，是故大国耋攻之。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无以为积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沟渠者寡也;若苟乱，是出战不克，入守不固。”

　　墨子接着反驳说，用厚葬久丧追求刑政得治，已经不可能了。如果想以此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许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从前的圣王已经离开人世，天下丧失了正义，诸侯用武力征伐。南边有楚、越二国之王，北边有齐、晋二国之君，这些君主都训练他们的士卒，用以兼并，发令施政。大国之所以不攻打小国，是因为小国积贮多，城郭修固，上下和谐。反之，大国就要攻打小国。现在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会贫穷，人民必定会减少，刑事政务必定会混乱。这样长此下去，厚葬久丧久必然导致国家贫困，人口减少，政治上混乱，从而也就无法抵御大国的侵略。

　　既然厚葬久丧并非古圣王之道，又不利于国有或天下万民，那么当时厚葬久丧为什么会如此盛行呢?墨子认为，这是风俗习惯所致。有此风俗习惯，在当事人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但别人见后便会觉得骇人听闻了。他举了以下三个例子：

　　第一，越东有一个国家，他们认为头胎所生的小孩，必须将他杀来吃了，才可以使以后所生的孩子顺利生长。这种风俗称“宜弟”。他们的父亲死后，按习惯必须把活着的母亲抛弃野外，其理由是“鬼妻，不可与后处。”

　　第二、楚国南部有一个炎人国，他们的父母死了，依其风俗习惯，必须先把尸体上的腐肉去掉，然后再收拾尸骨葬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孝子。

　　第三、秦国西面的仪渠国，其亲戚死，必须积柴薪将尸体焚化，谓之“登遐”，认为这样方是孝子。 这三国的墓地葬埋之法，在墨子看来，都属于未开化的风俗习惯，野蛮而不合理，其流行只是由于“便其习而义其俗”的结果。依此而解释中国的厚葬久丧习俗是否合理呢?墨子认为，这种厚葬久丧的风俗也不是儒家所称赞的仁义之道或孝子之事，单以当时厚葬的情形来说，“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垄必巨”这五点，已使人民死了父母，必致倾家荡产;诸侯死了父母，必然虚竭府库。而且除了把大量珍贵而实用的器皿之类埋入墓穴以外，甚至还要杀人殉葬。这种现象根本不是文明的风俗习惯。

　　据此，墨子认为，丧葬或厚或薄，根本在于风俗。墨子希望借古圣王节葬的做法能够移风易俗，纠正社会上的这种厚葬恶习。